她穿着白色的平底鞋，走在大街上，和两位闺蜜边走边聊天，期待着下一个目的地——这本是一个姐妹情深的美好故事。然而，却因为持刀男子的出现，成了一个悲剧。

继去年浙江乐清女孩乘车被害的悲剧后，5月24日发生在南昌女孩身上的悲剧，再次让女性安全问题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5月27日，新闻一度上了微博热搜

每次一出现女性受害事件，舆论焦点总是聚集在女性应该如何自保上，发布诸如“女孩应提升自我防范意识”、“女性出行安全指南”、“生而为女性，我很抱歉”等内容，告诫女性不要穿着太暴露，不应该一个人出门，不要走夜路（有人甚至因此谴责受害者不会自保）。然而，这真的有用吗？

在本次南昌事件中，受害者没有穿着暴露，也没有独自一个人出门。光天化日之下，她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和自己的两位好友走在江西省会南昌市的大街，却莫名被人尾随，被连捅十几刀，送到医院后医治无效身亡。

相关新闻出来后的网友评论

（1）女性的受害忧虑

日常生活中，女性总是比男性有着更多的安全忧虑：

搭地铁坐公交时，她们总是提心吊胆，要把文件或手袋遮在胸前。坐出租车时，不忘给自己的亲友报备车牌号和具体方位，绝对不坐副驾驶，还会假装给自己的亲友发微信语音。

她们晚上不敢走进偏僻的小路，上夜街不敢去得太晚。一个人走在街道上，她们会一直绷紧神经，提防身边是否有不速之客。如果在路上被人搭讪，她们会立刻提高警惕快步走开。

上下夜班时，她们需要他人接送才会安心，迫不得已一个人深夜回家时，她们要反复回头确认是否有尾随者。

在办公室里，有些女生去上司办公室时，总会穿一件风衣，把拉链拉到颈口，尽量把门保持打开状态，尽量避免和自己的男性上司单独相处。

一个人在家时，她们要在门口要摆上男性的拖鞋，在阳台上挂上男人的衣物，避免暴露自己独处的事实。她们收快递和外卖时要填写男性名字，尽量避免直接送货上门。

即使是在有象牙塔之称的大学校园里，女性的安全忧虑同样普遍存在，校园远非一个可以让女性高枕无忧的世外桃源。

根据美国教育部网站公布的数据，大学校园性侵案件非常普遍，不少知名大学的情况也非常严重。

2012年到2014年，拥有近29000名学生的哈佛大学，其校园内发生的强奸案件分别为31起、35起和34起；有12000多名学生的耶鲁大学，强奸案件为16起、12起和13起；而有学生9000多人的布朗大学，2014年一年，发生的强奸案件就高达43起[1]。

道恩·柯里(Dawn H.Currie)对加拿大知名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校园进行研究发现，女生远未充分使用校园空间，其中55.2%的女生会尽量避开校内的一个停车场，25.7%的女生在晚间会避免去图书馆；相应的，有2/3的女生表示，如果她们感到安全，会更经常、更广泛地使用校园[2]。

可以说，对犯罪受害的时刻忧虑，小心翼翼地采取各种防范措施，是女性的日常生活体验。

男性可能会觉得女性太过敏感，过于胆小，总是无谓的紧张，杞人忧天。他们很少能意识到女性是在什么样环境和背景下长大，有着怎样的安全忧虑和恐惧。

很多女性长期以来就习惯活在被侵犯的阴影之下，她们不断被提醒这个世界充满陷阱，危机遍布，身边陌生的男子无一不是可疑的，随时可能会侵犯伤害自己。

这不是歧视男性，而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太多女性夜归遇袭，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被人非礼，打车遇害的事故发生，让她们不得不通过提高警惕来保护自己。

（2）性别研究视角下的“受害忧虑”

大量研究表明，女性的受害忧虑程度远远高于男性。

哪怕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案件统计数据都显示，犯罪受害人中，男性占绝大多数。女性还是表现出了比男性更高的犯罪受害忧虑。

为了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肯尼思·费雷罗(Kenneth F.Ferraro)提出了著名的“性侵阴影”(the shadow of sexual assault)假说[3]。

这一假说认为，性侵基本上都是男性针对女性的犯罪，它对女性带来严重的身心伤害，尤其是受害女性的心理创伤可能会持续终生；与此同时，不少诸如抢劫、入室盗窃等犯罪，都有可能演变为性侵，从而导致女性格外的担忧。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不少女性主义学者开始从性别视角来研究女性的性侵忧虑，并指出这一问题的存在与“男造环境”(man-made environment)有关[4]。

现有的大量社会空间都是在男性主导的性别意识形态下生产出来的，这些社会空间严重忽视女性的需求，很少考虑到她们对人身安全的特别考量。

吉尔·瓦伦丁(Gill Valentine)指出，女性的脑海中普遍都存有一张“认知地图”，标注着她们认为特别容易遭到性侵的场所和时段,这张地图主导着她们的日常生活[5]。

大量研究证实，性侵忧虑是女性在面临很多生活决策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她们所采取的应对策略是或多或少对自己的空间使用加设了限制，这种束缚明显降低了她们的生活质量和自主生活能力。

比如，一项针对美国女性到一所公园休闲锻炼的研究发现，84%的女性选择结伴而行以减少危险，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实际上更享受独处的女性[6]。

另一项在澳大利亚对曾经独自跨国旅行的女性进行的访谈发现，这些表面上特立独行的女性也会因为担忧性侵而选择避开男权主导的国家，或是在旅行中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7]。

正是由于较高的受害忧虑，让女性对周边环境高度警惕。

加诸女性身上的性别暴力，受害者不只是直接被侵扰过的女性，而且还会波及所有的女性。

性别暴力在女性心理上投下的阴影，让拥挤的空间和夜晚的街道都成为女性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限制了她们的行动自由，让她们的日常生活平白多了一重无谓的压力。

相对来说，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具弹性的作息时间以及更为舒泰的心情。

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压迫。

（3）受害忧虑会导致社会信任缺失

不断曝光的女性遇害事件，让女性一次次绷紧自己本来就已紧张的神经，侵犯与暴力投下的阴影，让女性不断被提醒这个世界充满陷阱。

在这个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恐慌和极度不安全感，不仅为女性生活戴上重重枷锁，同样也伤害和瓦解着整个社会的信任感，让每个人都处于提心吊胆之中。

信任本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

我们打开水龙头，会相信流出来的水没有毒；我们过马路，会相信汽车会在亮红灯时停下来；我们睡觉，会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我们遇事报警，会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

没有信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

著名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曾经说过：“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然而，信任却也非常难得和脆弱。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完全相信每一滴自来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驾驶者都是清醒的，每一个建筑商都是负责的，甚至每一位警察和官员都是廉洁正直的。

不过，我们还是不断地付出我们对他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信的——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4）如何重建社会信任

一般而言，高犯罪率会导致较高的受害忧虑。在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沃尔(Mark Warr)看来，人有受害忧虑是正常现象，这样的心理可以促使人们采取保护措施从而提高生存机会，成为社会问题的是大大超过实际风险的过高忧虑[8]。

在缺乏信任感的社会，受害焦虑会消耗大量社会资源（如社会隔离、社会资源浪费等）用以维持个体安全，并造成“缺乏信任感——受害焦虑——消耗社会资源——缺乏信任感”恶性循环。

女性自保固然重要，然而过多地强调自保问题，很容易让人忽略社会安全、社会心理、甚至社会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

社会安全从来不只是女性是否自保的问题，只强调自保，不过是试图将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体问题，甚至是以牺牲女性正当权利为代价，来换取社会心态的稳定。

在这次南昌事件中，女性受害者已经几乎达成了“女性自保”的所有条件，然而为什么她还是遇害了呢？

为什么施害者会产生暴力行为？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制止他？为什么没有人发现他尾随受害者？甚至为什么没有人发现他已经有意图寻思的作案动机？

要想重建社会信任，消除受害焦虑，靠的不是劝女性不要穿着暴露，不要一个人出门走夜路，让她们时刻保持警惕，而是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建立长效有效的安全防范机制，甚至是重建社会心理。

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任务。